片名是电影的招牌，有一种说法“好的名字是成功的一半”,那么对于一部外国电影来说，好的译名则是翻译成功的一半。
花样百出的港台译名
倘若一位影迷能够看懂外国影片的原名，恐怕会吃惊，一贯聪明的外国人何以把影片的名字起得如此平淡无奇。究其原因，一是西方电影在宣传方面比较完善和发达，观众可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影片的情况，而不必仅靠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来吸引人，如《TheCrucible》，凭编剧阿瑟·米勒和两位主演丹尼尔·戴·刘易斯和薇诺娜·赖德的大名，已能号召起足够的观众，所以原名就是《炼狱》。但译成中文，在香港成了《妒焰飞灰》，在台湾变成了《激情年代》。二是当地观众不需一些直露刺激的名字来挑逗，如香港所翻译的《刚果惊魂》、《网络惊魂》，其原名其实只是《刚果》与《网络》而已。三就是要归于文化传统和文字习惯的不同了，有许多片名用其本土语言来表示非常响亮，而译成汉语就无论如何也没有了原来的味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些字眼进去，像《Heat》短促干脆而有爆发力，译成《热》或《热力》都显得单薄了些，于是香港人将其译成了《盗火线》，台湾人则将其译为《烈火悍将》。
如今对外国电影片名的翻译，已不是简单的直译汉化，而是对那些片名的再次加工、重新打造。
这种重造在商业高度发达的港台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如1997年获第6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五部影片中，除了非主流商业片《秘密与谎言》的名字没有其他化身外，其余四部《英国病人》、《闪耀》、《法尔戈》(地名)、《杰里·马圭尔》(人名)，分别被译作《别问我是谁》(港)与《英伦情人》(台)；《闪亮的风采》(港)与《钢琴师》(台)；《雪花膏离奇命案》(港)与《冰血暴》(台)；《甜心先生》(港)与《征服情海》(台)。
而1998年获第7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五部影片，除大名鼎鼎的《泰坦尼克号》外，其余四部也都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化身：《渐入佳境》成了《猫屎先生》(港)和《爱你在心口难开》(台)；《一脱到底》成了《光猪六壮士》(港)和《脱线舞男》(台)；《好人威尔·杭汀》成了《骄阳似我》(港)和《心灵捕手》(台)；《洛城机密》成了《幕后嫌疑犯》(港)和《铁面特警队》(台)。
随着两岸三地间文化交流的增多、盗版影碟的横行，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港台翻译的外国电影，也越来越能体会到相互之间翻译习惯的差异，经常是同一部影片在三地间有着几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名字。如大陆所译的《普通嫌疑犯》，在香港成了截然相反的《非常嫌疑犯》，在台湾则成了《刺激惊爆点》。
由于外国影片的原名往往非常简单平实，大多仅是人名、地名或其他名词，港台片商肯定不甘于这种乏味的招牌，故而要改成一种更有动感和冲击力的名字，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将原名中的名词动词化，或加一个震撼力十足的形容词。于是，我们看到《速度》成了《生死时速》，《日光》成了《十万火急》，《百老汇上空的子佳节又重阳弹》成了《子佳节又重阳弹横飞百老汇》，《尼克松》成了《惊世谎言》，《迫切的危险》成了《燃眉追击》，《勇敢的心》成了《惊世未了缘》，《毒气室》成了《毒气裁决》，而《艾玛》则更为干脆，变成了《艾玛姑娘要出嫁》。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将地名“风云化”，这使得美国的城镇都弥漫着史诗的磅礴味道，如《赌城风云》、《芝加哥风云》、《迈阿密风云》。
这种加工经常变得夸张，造成片名中到处是“虎胆”与“威龙”、“危机”与“激情”、“悍将”与“狂花”、“超级”与“非常”、“夺命”与“惊魂”等等，而陷入雷同的窠臼。如香港译名中的“风暴”一词：《赎金风暴》、《档案风暴》、《龙卷风暴》、《情玉枕纱厨色风暴》、《霓裳风暴》、《红潮风暴》……至于台湾译名中所充斥的“追缉令”与“总动员”，到了混淆不清的地步，如《黑色追缉令》、《终极追缉令》、《火线追缉令》、《桃色追缉令》、《第六感追缉令》，我们很难相信它们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俗小说》、《杀手莱昂》、(《这个杀手不太冷》)、《七宗罪》、《叛逆性骚扰》与《本能》。
跟风译名难分仲伯
如果一部影片引起轰动，喜欢跟风的港台影人便要把其后来者与前者“系列”化，以求后者能沾上前者的光，哪怕这些影片既非续集，又没什么相关的“亲缘”关系。如《天煞》(原名《独立日》)一炮而红后，凡是跟外星人有关的科幻片均被他们带个“天”字，有《天袭》、《天魔》、《天茧》、《天威》等等，构成了好大一片天。
还有就是把同一个影星演的不同影片系列化，如法莫道不消魂国美女艾曼纽·贝阿的三部影片分别被译作《今生情未了》、《真爱未了情》、《一生的爱都给你》，这恐怕要让世上最多情的人都困惑不已。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托雷三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变成了孪生兄弟：《星光伴我心》(《天堂电影院》)、《声光伴我飞》(《海上钢琴师》)、《真爱伴我行》(《玛莲娜》)。构成一阕“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吉娜·戴维斯的《末路狂花》使她获得奥斯卡提名，后来她主演的《长吻晚安》被译成《特工狂花》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当红小生基努·里夫斯则受到了台湾人的“捍卫”：《生死时速》被译成《捍卫战警》，《非常任务》被译成《捍卫机密》，《连锁反应》也就成了《捍卫追缉令》。而施瓦辛格几乎所有影片都被冠以“魔鬼”字样，如《魔鬼战将》、《魔鬼杀阵》、《魔鬼司令》、《魔鬼总动员》、《魔鬼终结者》，《蒸发密令》成了《魔鬼毁灭者》，《真实的谎言》被译作《魔鬼大帝》，连他主演的喜剧片也未能幸免，《幼儿园特警》成了《魔鬼孩子王》，《威龙二世》成了《魔鬼二世》。据说施瓦辛格构成的这片“魔鬼世界”连美国片商也大光其火，提出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
译名中的诗词成语
解放前的中国电影翻译家往往喜欢用那些典雅的字眼来充任译名，如《翠堤春晓》、《琼宫恨史》、《乳莺出谷》、《桃李争春》等。港台影人也秉承了这个传统，《罗马假日》被译作《金枝玉叶》，《第梵尼早餐》成了《珠光宝气》，《音乐之声》也成了《仙乐飘飘处处闻》，一派诗意盎然。
这种译法对原名的篡改使观众很容易不明所以，如《心外幽情》、《淑女本色》，很难让人们想到它们就是《纯真年代》和《一个贵妇人的画像》。这一倾向用在生活片和爱情片中，则显出浓厚的“鸳鸯蝴蝶”味道，如《钟爱一生》(《我最爱的季节》)、《春风化雨》(《死亡诗社》)、《手足情深》(《雨人》)、《热泪伤痕》(《惊鸟》)、《此情可问天》(《霍华德庄园》)、《山水喜相逢》(《为戴茜小姐开车》)、《爱在天地苍茫时》(《屋顶上的骑兵》)、《一支梨花压海棠》(《洛丽塔》)等。
译名的古典化倾向往往是直接借用中国文学中的成语或诗词，哪怕与原名毫不相关。而有时现成的词语不足于表达影片的主题和内涵，在这种情况下便要改动或偷换一些词语。当你看到这类片子的海报后，千万不要以为是出了错别字：如《引郎入室》、《优柔不断》、《艳倒群雌》、《窈窕奶爸》、《胡说霸道》、《缘来是你》、《神通鬼大》、《一路顺疯》、《二见钟情》、《猩猩知我心》、《天高地不厚》、《杀手·蝴蝶·梦》、《挡不住的疯情》、《众里寻她兜错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烟》等等。
还有一些译名成为译者玩弄的一种文字游戏，如《我们跳舞吗》译成《谈谈情，跳跳舞》，《如果墙壁会说话》译成《你的生命，我的决定》，《离开拉斯维加斯》译成《两颗绝望的心》，《弗兰德先生的乐曲》译成《生命因你而动听》，《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译成《你是我今生的新娘》。有时也使原名变得意味深远，如《蓝》、《白》、《红》三部曲被译成《蓝色情挑》、《白色情迷》和《红色情深》。而冗长拗口的《异常快乐的爱妻事件》、《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不可思议的勾魂事件》，原名只不过是简单的《忠实》、《邮差》、《受惊吓的人》而已。
为造卖点煞费苦心
对原名大动“手术”不仅成了港台影人的习惯，许多大陆影片也未能幸免：《遭遇激情》成了《北京秋天的故事》，《大撒把》成了《北京痴男怨女》，《黑骏马》成了《爱在草原的天空》，《被告山杠爷》则成了《没有原告的杀人事件》，而《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这个名字明显不符合香港人的口味，于是成了《一个闯进我生命的女人》。这些使大陆片名“入境随俗”的改动，其优劣姑且不论，但至少体现了片商为影片制造“卖点”的苦心。
大陆的译名从前考虑商业因素较少，大多采取平实的直译方式。但近几年也开始在译名上大作文章，以求吸引观众眼球。其大约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照搬港台的翻译，如《变相怪杰》、《特工狂花》、《十万火急》、《玩具总动员》等，这种“总动员”在前几年恐怕是不可想象的。二是模仿港台的意译，如《廊桥遗梦》比《麦迪逊郡桥》要意境深远低徊；又如《云中漫步》，也比港译《真爱的风采》和台译《漫步在云端》要高出一筹。但这种模仿也往往有弄巧成拙之累，如港译《机械战警》在内地公映时被译作《威龙争雄》，过于流俗；又如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位平时临阵畏缩的老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官误以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于是勇猛无比，只想与罪犯拼个你死我活，香港译作《搏错命》，非常传神，可被内地译作《猛警恶匪》，实在是得不偿失。三是试图推陈出新，结果却作茧自缚，如《Atimetokill》一片，港台都直译为《杀戮时刻》，够滋够味，而内地则译作《复仇杀机》毫无个性。又如《Therock》，香港译为《石破天惊》，台湾译为《绝地任务》，内地译为《勇闯夺命岛》，三名相较，高下自见。四是由于译者的外语素质不够，导致一些贻笑大方的错误，如著名的《肖申克的救赎》，原名《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的“The Shawshank”，是指那座“鲨堡监狱”，译成《鲨堡救赎》顺理成章，结果却被译成了《刺激一九九五》、《铁窗岁月》、《月黑高飞》等，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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